人間拾遺─垃圾徵費的契機：善用拾荒資源
將近中午時份，上海街開始忙碌起來，拾荒的長者開始從四方推着疊滿紙皮的車仔，紛紛走向休憩公園旁的流動回收車。南亞裔的老闆休閒地坐在滾輪椅上享受着陽光，與喘着氣的拾荒者形成強烈的對比。不少拾荒者都在附近舊樓當清潔工，常與南亞裔的員工閒聊五分鐘後又再出發。而南亞員工繼續靠着燈柱等待下一位拾荒者前來。如果社區中少了拾荒者做回收，想必回收車隊也難再悠閒地等待回收物。
拾荒者在社區中就像蜜蜂傳播花粉般擔當物流的角色，編織綿密的回收網絡，所以地區回收店與拾荒者的關係唇齒相依。愛因斯坦曾說，若地球沒有蜜蜂，人類活不過四年。若社區中沒有拾荒者，回收鏈斷去一層，對香港整個回收生態系統有甚麼影響？
近3000名拾荒者 每日回收193噸廢紙
2019年，紙皮價格暴跌，拾荒者也不願執，不消兩三天，紙皮在街頭各處堆積如山，當時每天的新聞大字標題寫着「廢紙圍城」。關注拾荒者權益組織「拾平台」成員趙日暉（Peter）說：「其實政府是知道拾荒者的重要性。」據2018年拾平台一項調查指，全港約2900多位拾荒者，每日在區內肩擔193公噸回收廢紙，佔全港廢紙回收量一成，佔紙卡板類別兩成的回收量。Peter說：「當時我們與環保署分享調查報告。有官員在會上說『其實我們是肯定拾荒者的工作』。」不過，政府未能在政策上給予這份肯定。
2018年，拾荒者蘭姐在街頭分類垃圾時被食環署職員票控「在公眾地方棄置垃圾」，拾平台當時助其與食環署協商，最後蘭姐成功獲撤控。Peter憶述蘭姐當時的憤怒：「她覺得自己做正當的事情，做回收工作為環保出一分力，為甚麼要將刑責加諸拾荒者身上，承受他人的責任。」至今，拾荒仍被視為社區中非正式的廢物回收工種。Peter預視垃圾徵費後，相類的事情或會頻生。
經濟學家Stefan Gabriel Burcea 曾提出一個矛盾點，當拾荒群體被排除在政府處理垃圾的回收系統以外，但他們回收的廢物售賣給回收商後，廢物循環再造的得益卻被歸於政府的經濟效益的計算中。
政府只以貧窮角度看拾荒
拾荒者被認定為沒有生產力。」Peter說，逐指政府慣常用貧窮的問題介入拾荒者，卻鮮有論述拾荒者的貢獻。社會習慣以貧窮、悲慘、辛酸來勾勒拾荒者的形象，認為只要有足夠的長者福利、退休保障，長者們就不用拾荒。
Peter坦言，十年前他只是從關心鄰舍的角度出發介入拾荒群體，卻是拾荒長者反過來提醒他：「我們是做環保的工作。」後來有關注拾荒群體的台灣組織來港交流，問他：「你們有沒有跟地區回收店合作？他們是回收業最重要的前線。」拾平台與環保團體和地區回收舖合作，也為拾荒者充權，增強他們的自我身分認同感，「現在很多拾荒者也會說，自己是資源回收重要的一員。」
「如果香港的回收配套做得好，根本沒有空間讓拾荒者介入。」Peter說。他指，日本、南韓分類回收做得仔細，所以兩地拾荒者數量不多。「不過，兩地社會仍然貧富懸殊，退休保障制度不足，無家者日增。」Peter認為拾荒者與無家者，只是一種身分的轉變，背後反映的同樣是制度的問題。
若日後香港的回收配套得以完善，會否反而扼殺拾荒者的生存空間？ Peter回答說：「但距離這個還有很長的路。同時，當未能做到全民參與資源回收時，在這段過渡的時間，乘着垃圾徵費的契機，何不思考如何善用現有拾荒者的人力資源？」
為拾荒者提供身分認證 豁免徵費
垃圾徵費對拾荒者最核心的影響，就是「綠色膠袋邊個畀錢？」採訪當天，清潔工蓮姐剛賣了一車紙皮。她說：「劏房就最難搞，住戶處理垃圾的情況最惡劣，經常不倒湯汁，也沒有綁好，好多老鼠蟑螂。」所以，垃圾徵費後，她對住戶不抱有任何期望，「現在就是我『包底』，清好垃圾後將其分類。將來？如果公司不提供專用膠袋，我點做？唉，未來事未來算。」很多拾荒者知道即將推行垃圾徵費後，第一時間便想到「將來一定沒有人願意分擔這個成本。」
因此，拾平台正在構想解決的方法。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表示，會設立機制讓清潔沙灘的義工登記豁免徵費，但拾荒者就不獲豁免。拾平台提出，能為拾荒者提供身分認證的方法，然後向社福機構索取專用膠袋。「疫情期間，無家者因為沒有手提電話進行『安心出行』。但只要提供相關證明，向食肆展示4間由社會福利署資助為無家者提供支援的機構發出豁免證明書，就能以填表方式做『安心出行』。」Peter認為能以此作參考，為拾荒者提供豁免。
除此以外，「香港現時塑膠未引入生產者責任制。若果在塑膠上也推行此措施，提升回收物的價值，可讓拾荒者多一個選擇。」先政策推動，後完善配套，「現時很多拾荒者都想使用入樽機，但奈何數量不多，不方便。」因此，Peter認為加大回收網絡，也有助提升拾荒者回收的動力。據一項研究指，歐洲實施生產者責任制後，全賴拾荒者才達至九成回收率。
新加坡、台灣為拾荒者提供培訓
2008年，國際間首次就拾荒議題在哥倫比亞召開會議，全球34個國家都有官方或民間的代表參與，香港亦有兩個民間組織派員出席。會上通過以「waste picker」這個較中性的說法，代替略帶貶意的scavenger，期望為拾荒者洗脫負面標籤。
而近年亞洲不同地方的政府也逐漸意識到拾荒者的力量，而給他們一份正名。例如台灣政府就給拾荒群體一個新的身分「資源回收個體業者」，由環保署發起「資源回收形象改造」行動，藉此為拾荒者塑造全新的環保形象之餘，提供手推車、安全背心等工具，予以培訓，整合拾荒業者及資源回收商，透過大樓管理單位協助資源回收分類工作，更帶頭呼籲各界支援拾荒群體。而新加坡政府為了提高城市環境的質量，成立組織為拾荒者提供培訓，以及提供勞工保障。而當地亦有商界與拾荒群體合作，如一位青年創立應用程式SembWaste，與拾荒者合作上門回收。這正為如何善用拾荒者資源提供一個很好的範例。
當然，拾荒者需要的，不一定是一份僱傭合約，「而是讓他們能夠參與其中。」Peter強調。由拉丁美洲發起 Inclusive Recycling 的倡議運動，當中所說的共融，正正指出不論政府或私營機構，在制定政策或計劃時能顧及拾荒者的生存處境，同時讓他們參與，並認同他們的貢獻。
拾荒，就是拾遺
Peter從前在商界工作，後來轉換人生跑道加入社福界。今年是他加入新福事工協會第十個年頭，一直關注拾荒者、清潔工的議題，令其最痛的是「拾荒者在社會上沒有身分，也沒有話語權。」這份同理，一直驅動他為這群長者勞工發聲，「正因為拾荒者與垃圾扯上關係，很多人不喜歡他們。但他們盡責、勤奮，對責任的承擔，比很多人做得更好。在鄰舍身上，我看到信仰中的善良，也提醒我不要看人的外表，而看他們所行的事。」他認為香港人應藉着垃圾徵費這個契機，反省吾身，「讓我們重新檢視自己與垃圾的關係，以及與垃圾有關係的人。」
拾荒，就是拾遺。撿拾別人遺棄之物，也補闕回收配套上遺漏的一環。
